我的剪刀悬在一个女人的头上，“咔嚓，咔嚓”，剪碎的头发像灰烬一样飘落。女人的脸上，已经有明显的皱纹，她纹两道乌青色的眉，嘴唇暗红，干燥地抿着。她想要剪一个漂亮的发型，但是那张脸映在镜子里，像失去水分即将枯萎的花朵。这辈子，她没有机会再漂亮了，我冷冷地想。
我是一个理发师。如你所见的许多理发师一样，我的头发染成鲜艳的黄色，是那种令人触目的黄。三分之一剃成板寸，三分之二长至下颌，亮晶晶的鼻环，鲜艳夸张的T恤加紧身牛仔裤，永远的球鞋。我的手因为长期接触染发剂而脱皮，指尖像溃烂一样的红。空闲时，我用这样的手夹着烟，坐在美发店的转椅上，隔着玻璃门看外面的大街，有些年轻姑娘扭动走过，身体雪白。
我认识了这些姑娘中的一个。她21岁，是卫校刚毕业的护士，身体有些单薄，但每一部分都显示着青春急切发育的信号。她看起来乖乖的，每次推开美发店的玻璃门时，表情都有点儿不好意思。看上去，她又讨厌自己的乖，21岁，是寂寞的年龄吧？没有谈太多恋爱，没有经历太多风浪，平淡而鲜嫩的生活，时间就像堆积囤压的货物，让她烦躁。
她刚开始工作，没什么朋友，所以我一边剪头发一边和她聊天时，她总是情绪高涨。她穿着吊带背心，眼皮涂成亮绿色，让她的脸看着有些肿。她坐在椅子上，喜欢把头动来动去，我按住叫她别动时，她就会奸计得逞般地朝我笑。她跟我讲老掉牙的黄段子，跟着音响里的流行歌曲哼唱，她柔软的大腿抖动，我知道，她期待发生点儿什么。
欲望是最轻易发生的东西，一具具身体，就像一个个吹风机，接通电源，按下开关，燥热的风就“忽”的喷出来。而爱情呢？爱情很多时候只是缘于一个不怀好意的开始。我拿着染发调色板，一边跟她沟通用茄子紫还是酒红，一边盯着她的脸蛋儿，我朝她做了一个接吻的姿势，她的眼里五光十色，歪着头一直笑。
她只是好奇，一个21岁的厌倦了老实的姑娘，对着一个来路不明的打扮出格的理发师，想象出了某些言情剧桥段。
其实，我真混得不怎么样。在这个不算繁华的城市，美发店生意并不好做，公鸭嗓老板娘开的薪水和她的嗓音一样低，店里提供住宿，那不过是一间四壁灰墙的老民居，只有一张木板临时搭的歪歪扭扭的床，木头窗子淋雨变形，难以开合，窗玻璃一层灰，房子里终年泛着潮味儿。从理发店到出租屋，要经过一条破败的商业街，商铺的门都垂头丧气地开着，街边的凉皮或煎饼就是我的一日三餐。
我带她回我的出租屋。那么破的房子，也没挡住她笑嘻嘻的声音。客厅空空荡荡，门边角落里有一个水池，水笼头总是滴滴溚溚。她坐在我床上，双腿交叠，刚刚烫过的头发蓬松柔软，泛着人工香精的气味。我斜躺下来，身边堆着没叠的被褥，问她，“你腰多大？看着真瘦。”她扭过头看着我，说，“你摸摸看不就知道了？”一句简洁明快的暗示。
我翻身压住她，她像一只乖巧的宠物，脸贴着脸，舌头软得快要融化。她细细的胳膊伸出来，搂住我，抚摸我刺目的黄头发。我的皮肤滚烫，烫得她手指颤抖。恍惚间，我觉得自己在缩小，钻进她身体里，钻进一种比窗外的黑夜更黑的世界里，比快感更明显的，是她的呻吟声，细碎绵延，从耳孔流进大脑，猛地勒紧，我一哆嗦。那是她吗？我睁开眼睛，呻吟声越来越大，大得骇人，我终于听清楚，那是我母亲的恸哭。
在那场恸哭降临之前，我是一个生猛顽劣的少年，17岁，已经因为打架手狠而出名。我抢别人的女朋友，就像在路边买一支烤串，对方找黑社会来“教训”我，半夜12点，把我揍得半死之后，埋进土里，那些粗糙的手攥紧铁锨，泥土朝着我的脸往下砸。土埋到胸口，他们问我，“你离不离开那女孩？”我狠狠吐了一口唾沫。我不怕死，任何人的威胁对我都不起作用。有种就把我的脑袋铲下来，不然，我一定要搞那女孩搞到烦为止。
我喝大酒，打架，带着一群兄弟，牛逼闪闪。我不怎么回家，父母根本管不了我。我旷课，老师不敢找我。学校甚至都不敢让我退学。我手里有刀，心里有义气，眼里只有兄弟或敌人，我觉得我是英雄。
那一次，就是兄弟来电话，说他在饭店丢了面子，有一群混混的小头目，故意瞥了他一眼，他不甘下风，抡起酒瓶子冲上去，对方人多势众，把他一顿狠揍。给我打电话时，他眼睛肿得像一团烂肉。我只问了一句，“他们还在饭店吗？”我不想说更多，打了我的兄弟，比打我更可恨。
我攥着刀站在饭店门口时，那群人还在喝酒吵闹，我胸口像烧灼一样发疼，关节里的筋在弹跳，握着刀柄的手干燥，没有一点犹豫。我冲进去，嘴里不发出任何声音，那小头目看到我的一瞬间，想站起来，屁股刚离开椅子，上身还弯着，我的刀已经朝着那个喝得面目模糊的脑袋劈过去。
你听到过金属嵌入骨头的声音吗？不清脆，也不响亮，而是又钝又闷，我能感到手腕集中了全部力气劈出去之后，微微发麻。小头目像一根糟掉的木头，轰然倒地，鲜血混着酒精疯了似的向外喷涌，那一瞬间，所有人的喉管都像被狠狠堵住一样，发不出声音。多年以后，我只记得这一幕，凌晨1点的饭店，蒙灰似的灯光，呛鼻的酒味儿和一些油腻腻的膀子。那一刀突然就劈出去了，完全不受控制一样，也许我当时就是要杀死他的，因为他让我的兄弟丢了面子。
我在拘留所待了一个月。一个月，30天，720小时，43200秒。对别人来说，不过就是一年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月，但是当我迈进家门那一刻，看到我的父亲，他的脸让我震惊得不敢认，他的头发全白了，整张脸像被撕扯一样向下垂着，眼神混浊，背驼了，身上的水分仿佛被抽干，整个人瘦了一圈。他不过才四十出头。一个月之前，他还是个精力旺盛的中年人，还每天穿得干净整齐去上班，做那个体面的小领导，在办公室批改文件，回家一边吃老婆做的干烧黄花鱼一边看新闻联播，偶尔喝二两小酒。
也是在迈进家门那一刻，我听见了母亲的恸哭。那是绝望的哭，是一个母亲面对即将失去的儿子，无能为力又刀割般的痛苦。我的刀成了致命凶器，让那个小头目在送去医院的路上，就咽了气。我至今不知道，当时看起来已经衰朽的父亲，是用什么办法把我救出牢狱，他只和我说了一句话，“收拾东西走吧，再也不要回来。”
此刻，我从身下的姑娘体内抽离，窗外是黑沉沉的午夜，距离母亲的那场恸哭，已经过去十年。十年中，我一次都没见过她。我和那个家，中间隔着几千公里。几千公里外这个破旧潮湿的老民居出租房里，一个姑娘甜蜜地搂着我，小蛇一样，在一团经久未晒的棉被里纠缠。她知道我是一个只肯说普通话的异乡人，给她剪出漂亮的发型，熟练地和她聊天，赞美她。在这个偏僻的城市，我是她能见到的最时髦新鲜的人，让她百无聊赖的生活有了一些动荡。或许，她也知道，我只是像经过一个路牌一样经过她，无法留下什么。
她说起自己的生活，从小就是听话的小孩，父母管得很严，在家里都不敢提男生的名字。卫校毕业后，父亲花了几万块，托了一堆关系，才把她安排进当地中医院。工作稳定了，就开始帮她筛选结婚对象，一切都按部就班。她说，一想到自己什么出格的事儿都没干过，就这么工作了，结婚了，老了，真不甘心。她缩在我怀里，望着一无所有的窗外，说，好想多谈几次恋爱，不是和父母安排的相亲对象，而是和自己喜欢的人，谈几次疯狂的恋爱。
我无话可说，我在她身体里找到的，和她渴望的，完全不同。相同的是，我们都在做另一个自己，一个令人痛苦却又不得不继续做下去的自己。
她不敢常来找我，在人们眼里，她这样体面的姑娘，和我不是一类。她的勇气，只够和我在出租房里娇声娇气地呻吟一场，吸收我的身体，就像吸收一种新鲜刺激的生活。一旦离开那房子，她仍是乖巧听话的新晋小护士，和同事聊着不咸不淡的天，去和一些年龄家境合适的男人相亲，我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偶尔，碰撞一下。
半年后，公鸭嗓老板娘关掉了美发店，打算去开服装店。我钱包里，已经放着通往下一个城市的车票。其间我和她见过几次，说着甜蜜的话，热恋似的做爱，只告诉对方那些安全无害的故事。可是，那是爱情吗？我不知道。我经过一个又一个城市，剪过一个又一个人的头发，一次又一次世故地说笑，后来都变成一团模糊，我像无根植物，飘浮着，没有人收留。
临走前，我给她发短信，“我想再见你一次。”很久，她回了一条，“为了和我上床吗？”她已经有了一个适宜的结婚对象，婚房正在装修。
我快要30岁了，在很多城市，撒下一些零碎的时间。我拨通过很多电话，听筒里充斥各种声音，但是从没有我父母的声音。那些短暂出现的甜蜜，我总是迫不及待扑上去，它们像微弱的火苗，让我暖，也让我疼。我不知道这个世界需不需要我，我已经越来越熟练地扮演一种生活，让自己强壮而粗糙地活下去，在某些女人柔软的身体里，找到一个入口，潜回曾经那个母亲失声恸哭的夜晚，一次又一次。
我关掉手机，坐在那条破败的商业街上，要了一份凉皮，加双份辣椒，狼吞虎咽地吃，我要把这个城市的故事，尽快消化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