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我看见那个人了。”她说。
“谁？”他问。
她才想起自己未曾告诉过他那件事。
对啊，好久没有记起了。那个人。那件事。
曾经，那个人的脸孔占据生命版图很长时间，与其说作为一张足以辨认的脸，倒不如说那是一张被描述出来的面孔，然而内容却是空白的，时常因为记忆的晃动而改变，对于那人，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五公分左右的黑卷发，鹅黄色衬衫”，但这两种都是可以轻易置换的，从事件之初，她所想到的先是如何安全逃离，接着是“一定要记住他的脸”，仿佛是过度集中心力就逐渐消散的雾，当时她对自己的记忆力并不像二十年后的现在这般没有信心，是啊，她吃安眠药已经二十年整了。
二十年，曾以为会永志不忘的事竟已经忘却许久，她有一种奇怪的罪疚感，然而印象如此模糊，除了当时为帮助记忆而设计的那些形容，变成如标语般的具体存在，“肿而泡的双眼”“内双眼皮，眼皮肿大”“眼白偏黄，有血丝”“鼻梁可说是挺直，也可说是在两眼之间一项奇怪的隆起，鼻孔偏大，鼻翼显得很硬，近距离可以看见鼻毛没有经过修剪”“皮肤粗糙，有青春痘的疤痕”“眉毛杂乱”“牙齿不整齐”。
这些描绘都非常空洞。
那是一张越是深入追究细节，就越难以对他人陈述的脸，既不凶恶，也不丑怪，当然称不上英俊，更不可能是好看，就是那样一张会融化于公车站，或便利商店，广场或街头的脸，只要现场超过十个人，除了他那醒目的黑卷发与黄衬衫，就能将他与其他人搅混，她甚至怀疑他是因此才穿上黄色衬衫，目的是为了让她搞错重点。
所以她才在整个过程里拼命地想要记住他脸部的特征，她像观察小学时代上自然课从显微镜里观看草履虫那样，将眼前所见的五官放大，又设法将他们缩小，在那粗略估算约二十分钟的过程里，她一直凝望着他在她上方不远处的脸，太近了，有时她真希望能像伸缩镜头那样，设法拉远距离，让自己可以有更全面的观察。
牢牢记住。
曾经她是那么迫切地想要对人描述，是那样的黑卷发，黄衬衫，金鱼眼，蒜头鼻（这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词汇），但这些字眼与她记忆中的那张脸又如此违和，在她记忆中已经特殊化的脸，变得难以用文字表达，因为在她记忆的当下，都是以图像储存的，而她一直以为她会有机会面对一个类似于“脸孔拼图”的质询，会有人将各式各样的眉毛，嘴型，脸廓，在一个被放大的图纸上头，透过一位专业的素描家，或者面部辨识专家的引导，一一确认比对，最后，那人的脸孔会像魔术一般，在那张白纸上再度重现。
好莱坞电影看太多。
“怎么回事？”他问，恋爱三年，结婚五年，她从未对他提及那件事。
怎么可能？但是真的，她以为必然重要到将她人生全部翻覆的那件事，那个人，以及其后发生的种种，经过二十年过去，已经被后来更多事件遮盖，她忘了要对他描述，她竟然忘了。
然而那就像深埋于记忆某处，依然完整不动地存留在那儿的“时光胶囊”，在这个夜晚，在她与他隔着计程车窗擦错而过四个小时之后，这四个小时她做了什么？没有与那人相关的，当她终于试图要将那件事对她丈夫说出来时，她发现几乎没有那个必要了。
“怎么回事？”丈夫追问，但又像只是随口提起，“谁？”想知道，但不想说也可以。
她是嫁与了这样一个丈夫，在那个二十三岁的午后不曾想象过的，平淡而疏远的婚姻生活，无灾无难的将来，四十岁的自己与那个二十三岁的女孩感觉不像是同一个人。
……
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凌晨才下班，睡到中午起床，简单梳洗换了衣裳出门，骑摩托车去大学区吃过午饭，骑车回家，打开铁门进屋想起录影带到期未还，已经打包好的一袋四卷录影带就放在书桌旁，想顺手抓了就走，她把门敞着，大门到书桌几步路而已，她连鞋子都没脱，她提起袋子，听见门砰地关上的声音，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在屋里了。
无论多少次回想，她依然觉得那是个不可能发生的片刻，就像走进厨房突然变成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或者电梯门打开看到的却是沙漠，不，是比那些都还要怪异的画面，她听见关门声立刻回头，黑色卷头发黄色衬衫的男人就站在她眼前，距离大门只有两步之遥，真的，把手伸长一点就可以碰到，那人挡着门，即使不挡，一道铁门隔开所有，她为何没有放声大叫，或许是诧异，被惊呆了，或许只是单纯的绝望感瞬间将她麻痺，那是一种奇怪的麻痺，瘫痪了所有思考，一方面还拼命想厘清到底发生什么，但现实感却又无可避免地将她击倒，她努力集中注意力设法透过那人的身体遥望大门，那人似乎发现了她的视线，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的报纸里拉出一柄菜刀，是那种家常里妈妈都会拿来剁肉的方形菜刀，男人、报纸与菜刀的出现都像魔术一样，在她来不及辨认的脑袋里，快速运转着各种可能，同时努力辨别着，“这不是一场噩梦”，不能任由自己的情绪推拉，得清醒一点，“振作起来”，她几乎发出这样的警告声，男人说话了：“叫也没有用哦，大声叫的话刀子立刻就会刺进你身体里，非常痛哦”，不知哪里学来的说话方式，故意显得轻佻与幼稚，男人轻轻晃动那柄刀，日光灯照射下刀身看起来并不特别锐利，那种家常的钝重却使人相信刺进身体的疼痛，如刀俎上的鱼肉被家常地宰杀。她并没有要放声大叫的念头，在这栋老旧的电梯大楼里，从早到晚天井里都会传来各式各样的声响，尖叫或喘息，吼骂或哀嚎，就像大楼的电梯每次上下都会发出刺耳的叽瓜声，但无论发出什么声音，都不会有人出来探看。
她很快认清了局势，无有可能从男人身后闯过，打开铁门，直奔门外，而另一面的铁窗则是完全封死的，搬来时情人L就曾确认过铁窗的逃生门的锁头已经卡死，更何况，打开铁门难道往天井里头跳吗？这里可是五楼啊。
当初L完全反对她搬到这栋楼，“太危险了”，他说，当时想到的是窃盗、火警之类的，想到大楼里龙蛇杂处，楼里甚至可能就有应召站，L对于这一带“风化区”的风评甚为了解，但等他知道且亲眼看见时，押金租金都已经付了，她请了搬家公司把从大学附近租屋搬出的物品搬入这栋旧楼的五楼这间套房，原意也是为了独自生活，为逃避与家人的冲突，结束与L无望的关系，或者说，企图展开一种想象中的成人生活，找一份工作，一间租屋，从头来过。
凭着一种执拗或冲动或者某种难以说明的天真，她回到她童年居住过的这个区，她想象一种生活，是独立自主，且在她掌握之中的，二十年前的租金就高达五千元的这屋，不过五坪大，里间是弹簧床，床边阳台被铁窗封死，窗户朝天井，白日里也不明亮，只能靠着从高高天井顶端泻入的残余天光，望见四周皆把衣物往天井延伸出去的铁竿子上挂，旗幡似的，晾晒出一种腐臭味，除了晒衣杆，还有突出的排风扇。不分日夜都有人在炒菜、打架、性交、处罚孩子、揍殴老婆。
单是这天井的气味与画面就该知道应该远远逃离这座楼，而不是傻傻地租下来。
她曾经探险般地从楼梯上下，经过四层楼的门廊，都是臭鞋的味道，有些楼梯被杂物堆得满满，得费力跨过小孩脚踏车、婴儿车、破烂椅子、麻将桌之类的大型物品，跳跃式地穿过不知哪来这么多鞋子，才能上到自己的楼，一层三间房，不知其他人的住处大小。她对门住了一个胖子，长相猥琐，曾在她入门前喊住她，与她招呼，说自己也是新搬来的，多多照应，那时她可曾感到恐惧？一种对于独立生活的渴望与对L与父母的反叛强烈过恐惧，甚至是一种刻意要往危险里走的冲动，似乎只为了彰显她还有选择，她刻意选择了这座楼。好像要宣告自己不再是小孩子了，她可以忍受痛苦。这种刻意的选择。
错了。
然而男人可是这栋楼的住户？无从想象他到底是否隶属于这栋该死的楼，或者他其实一路尾随也不知跟了她多久？多远？她想起停放摩托车的地方，是家豆浆店，隔壁，是面包房，大楼就像电影里的香港，大街上车水马龙一转进巷弄就是蛇鼠之窝，小巷里随时会窜出拿着刀子专杀着谁的黑道人物。
这不是电影。这是真的了。男人的刀柄发出老旧的光泽，依然构成威胁。
后来都是协商了。她甚至感觉到男人也是紧张的，鹅黄色衬衫是尼龙材质，不起皱，把他热出一身汗，他说：“乖乖听话，不会伤害你。”她问：“怎样听话？你想做什么？”这般对答不是故意拖延时间，在二十年之后她回忆起来仍感觉出自己那种因为电影看太多而产生的戏剧性格，丝毫无法在这个密闭空间，与这个看似狡猾、却又显得执拗的男人，创造出什么具有更佳效果的“脱逃计划”，没有用，她唯一能做的也只是顺从并保护自己。
“我有一个要求，你要戴保险套，因为我半年前流产，如果再怀孕的话会有危险。照做的话我会很乖。”她说，半年前确实做了流产手术，男人问她保险套在哪儿，她说放在书桌右边抽屉，男人凑近书桌，还先好奇地拿起桌上的相框，里头放置着她与男友的照片，她嫌恶地望着他像捏起什么似的拿起那个她宝贝的相框，却又欣喜地发现他为了拿稳镜框，指纹都印在上头了。
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太多疼痛，简直像是一对交往多年已经没有情趣的夫妻，例行公事般的性行为，床铺发出呀呀的叫声，男人喉头吞咽口水的声音，他的西装裤褪到脚边，蹭踢双腿时会发出摩擦布料的声音，保险套的橡胶气味，“都是无用的线索”。男人离她太近了，使她的双眼失焦，但她仍费力想要记住他的脸，因为相距过近而被无限度放大的脸孔，变得不像真人，而像是一片被砺石磨搓过的硬地，凹凸不平，她得在这个距离设法把眼神望远，回到他刚进门时说话动作的样子，在大约十多分钟的过程里，她仅能反覆地用各种组合设法记忆这张脸，这个人，以及所有事情发生的“起始”，期待等会事件结束如果没有被杀掉的话(但她很确定男人不会伤害她)，她会将印着他的指纹的相框，装有精液的保险套以及拥有绝佳记忆力的自己，当做最佳的“犯罪现场证据”带到警察局。
开始与结束都很快速，男人扣上皮带的声音，他还细心把衬衫扎好，她在等他穿衣服时，自己一直都是裸体的，好像希望可以连这个裸体也当做犯罪证据一般，分毫不动，男人行事并不谨慎，包括擦拭体液的卫生纸，与用过的保险套，都随意扔在床头，她凝望着这些证物，仿佛企图以眼光将之冻结。
“为什么挑上我？”她问，尽管知道得到答案的机会微渺。
“我只能说，不要随便得罪人。”男人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
“事后”，她几乎在男人离开房间，把房门紧紧关上之后，立刻就打电话给她男友，在男友赶到时，他们前往最近的分局报案，这部分倒是跟她计划的不同，她以为会有警员(或者犯罪小组监识人员)开着警车前往她的住处，将整个房间拉起封锁线彻底搜查。结果只是她用塑胶袋小心装起镜框、卫生纸与保险套，搭上男友的车到派出所报到。
如今回忆起来还感受到那天的羞辱与失望，员警们若无其事地听她钜细靡遗地诉说过程(表情略显不耐)，做完笔录，就请他们离开了。她才知道因为她还能活着离开现场，还能亲自将证物保管，使得这一切都像只是一场寻常的事件，没有任何她想象中的描绘罪犯的“素描高手”，没有比对指纹，没有任何人在意那个人究竟长什么样子。
多年后这个夜晚，不，该说是下午，她在公车站牌时瞥见公车车窗后一张脸，确实就是那个人，就是她曾失心疯般在大街上一张脸一张脸寻觅过去，她无数次想着“如果有一天遇见他”的那个人，慢慢发展到后来，自己也纳闷如果遇见他要做什么，那件事在生命里留下的痕迹，所谓的伤害，玷污，或者更剧烈的什么，都被生命里更多更强大的事件覆盖了，在她终于淡忘了那张脸的许久以后，那张脸如浮水印般在车窗后印出。
“到底发生什么事？”丈夫问她，她才赫然想起，错了，事隔二十年，男人不该还是那个长相，那张车窗后的脸，只是一张十分神似自己记忆中的“脸”，或图腾，像是象征一般的存在。
“为什么呢？”她喃喃自语。
事件的发生与结束，那个人闯进屋子里，离开，这所谓足以改变生命的大事，追缉，认凶，以及之后的遗忘，她一直以为都是因为当时与已婚的男人交往，自己执拗地远离家人与正常生活的代价，“不要随便得罪人”，这句话的意思，必然是她得罪了谁，冒犯了谁，或者说，她就是以错误的方式恋爱与生活，才把自己搞得被逼上无可退出的险路。
如今她悠悠想到，犹如二十年后过着平静生活的她当初所不能设想，幸福、灾难、平静与意外，这样那样敲击过她的生命，使她疲于奔命，她赫然理解那人可能就只是埋伏在某个巷口，尾随她上楼，谁知她竟然不关门就进屋，如此轻松得手。
“一切只是偶然”，她说，尽管丈夫不知道她说些什么，所有生命里的灾厄，曾像乌云，或者业障，将她逼上绝路，又使她死而后生。
那个人只是个“平凡人”，这件事只是个偶然，正如其他陆续来到生命里的事件，如她降生于那个家庭，遭遇了L这个情人，她曾宿命地相信那种恋爱一生只有一次，愿意为之赴汤蹈火，而事件发生后，他们也曾在悲壮的心情下悲伤地度过一段“哀悼期”，她以为自己会受到很大的损伤，可能再也无法恋爱、性交、信任男人，但实际上她仍继续地谈了许多错误的恋爱，直到生命的磨难将她磨成了一个懂得“趋吉避凶”的人，她在三十几岁脱离了浪荡的生活，跳上了婚姻最后一班列车。
是偶然吗？或者，所有偶然事件组合成必然的遭遇，有段时间她对人的面孔执着，她脑中堆积了太多太多街面上收集来的，“各种人的脸”，因为自己能准确描述那人的长相，却无法辨认出他，她转而在脑海中建立一座巨大的人脸搜寻机制，到后来终于在茫茫脸孔之海里，遗失了那人真确的长相。
而即使到了今日，她以为遇见了他，也不过是久违了的幻影再次掠上心头，她终于知道那件事不再影响她了，因为所有她以为的“必然”都被换成了“偶然”，某种耿耿于怀，无法卸下的重担，就像被风吹断的筝线，滑溜溜地随风翻飞而走。
那张不曾兑现的“罪犯素描”，上头可能的各种眉毛、鼻形、嘴唇、人中、胡须、下巴线条，像画满音符的图纸突然炸开成音乐，在她心中“崩”的一声，完全散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