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族出了两个流浪汉，一个是我舅舅，一个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哥。表哥其实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但他的确一直过着颠沛的生活，小时候辗转于各个亲戚家，长大后则在各个城市之间游荡，直到出了事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心电图仍以强有力的姿态朝着一个方向起伏延伸。
我出生的地方叫风城，很小的城市，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但我们都知道，如果中国版图是一只公鸡，那风城就位于鸡头，更精确一点，它靠近公鸡的眼睛。这个地理位置，令幼年时的我联想到“掌上明珠”“心灵之窗”这些词语，并莫名生出一种对于家乡的自豪感。
风城为平原，每到春天，大风从北边刮来，畅行无阻。沙尘漫天，垃圾在空中陀螺般飞舞旋转。老人们常常叮嘱自家小孩，万不可到风口处玩耍，被大风吹走就再也不能回家啦。除了大风，风城还盛产流浪汉。不过北风是古已有之的东西，流浪汉却是九十年代后陡然增多的产物。
那时我还在读小学，每天做完作业后就跑到河边打发时间。河堤下方杂草丛生，草丛下被踩出一条小径，它通向一个狭小的桥洞，洞口被芜杂的植物遮掩，借着日光，能看到里面堆放的破烂棉被和简易炊具。这样的“住所”，在风城能找到几十个，有的流浪汉长居于此，有的则每隔一段时间就迁往下一个地方。太阳落山时，有人拨开杂草钻进桥洞，如野兽归巢。他胸前的布袋装着当天的收成，一片硬面包，一个烂苹果，只剩一半的可乐。有时还能看到青烟袅袅，那是桥洞主人在用小铝锅烹煮捡来的烂菜叶子，铝锅坑坑洼洼，架在铁丝扭成的支架上，一簇小火苗随晚风有节奏律动，将锅底灼成了焦黑色。这景象新奇又动人，我甚至怀疑他们还在使用钻木取火。有时我按捺不住好奇心，趁主人外出觅食时钻进洞里，一股酸腐味扑面而来，也不知是食物变质，还是潮湿环境里霉菌的味道。洞口设置了一个捕鼠夹，位置隐蔽，我险些被夹到脚趾，看来流浪汉们也讨厌老鼠。
风城有不少人口属蒙古族，但我确信这些流浪汉过着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受到了游牧先祖的召唤。那几年，越来越多的人下岗，生活陷入困顿，尤其那些还在租房子的老光棍，失业一段时间后，就渐渐活成了流浪汉。他们本就不善交际，与社会疏离，竟很快适应了在城市里迁徙的日子，与世无争，生活被简化成近乎原始。当他们横卧在河岸上晒太阳时，你会觉得他们属于这风景，而这风景也在无限慈爱地包容他们。
我舅舅也下岗了，在此之前，他是木材厂的一名车间工人。自从失业后，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沙发，在上面喝酒，看电视，等酒精上头后就睡觉，睡醒后继续喝酒。舅妈在家具城做导购，每天早上出门前先把舅舅数落一通，晚上回家后看到舅舅还躺在沙发上，便又开启新一轮的人身攻击。舅舅垂着眼睛，装作什么也听不见，偶尔被惹急了，就回一句“你少哔哔几句吧”，然后把身体转向沙发里侧，不久就响起了鼾声。舅妈气得直掉眼泪，扑上去对着舅舅又掐又打，舅舅坐起来，打着酒嗝，狠推了她一把，“你烦不烦，让不让人睡觉？”舅妈坐在地上嚎啕，“你敢打我？日子没法过了！快滚！”于是舅舅真的摔门而去，趿拉着拖鞋，踉踉跄跄走在街上。而我的表哥，躲在卧室门后冷眼旁观，铅笔上的橡皮被他抠得粉碎。
舅舅越喝越多，啤酒换成了白酒，喝到兴致高涨时，就单手叉腰，挺胸昂头，翻着花样骂脏话。他专挑官大的骂，从国家主席到美国总统再到联合国秘书长，骂得慷慨激昂，不共戴天。终于骂累了，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就直接躺在地上睡去，口水流了一身。他只有清醒的时候才回家，人变得越来越脏，头发结成块状，浑身散发馊味，和流浪汉没什么两样。
表哥比我大几岁，和我就读同一所小学。说实话，我小时候并不喜欢他。他成绩不好，经常打架闹事，长得又瘦又小，却总是逼着低年级的小孩管他叫“大哥”。每一次教导主任用广播点名批评他时，我都恨不得把脑袋塞到桌子底下。那时的我还不懂，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能健康地活到青少年就已是奇迹。当家庭无法给予他庇护时，他只好用更激烈的暴戾来保护自己。后来他不断离家出走，浪迹天涯，无非也是对这个匪夷所思的世界的逃避。
我在风城出生，长大，后来去外地读了个大学，便又再次回到风城，靠家人的关系在国企中谋了一个职位。每天做固定的工作，走固定的通勤路线，见固定的几个朋友，生活规律得令人不安。我知道，这是我漫长的不断自我复制的人生的开端。我依旧保留了儿时去河堤散步的兴趣，下班后常常踱到桥洞附近，悄悄观察流浪汉，想象他们的人生。有时我突发奇想，猜测那些漂泊在河堤上的影子中是否有我的舅舅，或者表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两个人在我的记忆中渐渐重叠成同一张脸，一张饱经风霜又安之若素的脸。我想看清他们脸上的皱纹和污泥，那是被流浪者基因雕刻出的纵横纹理。
九十年代中期，流浪汉日益增多的问题被重视起来。风城为了整顿市容，将流浪汉统一收容到福利院。有小道消息说，福利院看似是慈善机构，其实和监狱没什么差别，一个房间十平米，睡八个人。有专人监督他们按时起床，定时就餐。菜场上发芽的土豆和生了虫病的白菜卖不出去，就送到这里，用水熬很久熬成糊状，放很多盐，配上稀饭，这就是被收容人员的一日三餐。一些身体好的流浪汉被送进福利院后，还会被工作人员赶去做一些诸如倒泔水、刷厕所的脏活。流浪汉无法适应这里，就千方百计地逃跑，有人因此受伤，也有人出逃不久被抓回，从此受到更严密的监视。据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半夜逃跑时从墙头摔下来，捂着断腿呻吟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一早才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时人已经奄奄一息，没多久就去世了。
但是学校组织我们小学生去福利院送温暖时，我看到的却是与传说截然不同的景象。窗子明亮，床单雪白，午餐是米饭、炒青菜和烧排骨，饭后工作人员笑盈盈地端上果盘。我们表演节目时，男女老少按照身高坐成两排，整齐划一地为我们鼓掌。
我小时候是个又黑又胖的丑丫头，成绩一般，亦没有拿得出手的特长。但班里没有男同学敢欺负我，我妈妈是高年级的语文老师，学校里的风吹草动都会传到她的耳朵里。更重要的是，我爸爸是警察，虽然只是个连枪都没怎么摸过的小民警，但那身制服足以对小孩子起到威慑作用。有男生在我面前嬉皮笑脸时，我就把双手比成枪的形状，对着他们“突突突突”。偶尔爸爸执勤结束等不及换便装就来接我放学，我故意紧拉着爸爸的手，在充满敬畏的目光中走得挺胸抬头。
自从风城决定整顿流浪汉后，爸爸就变得很忙，整日和同事开车在河堤上巡游，像猫捉老鼠一样捕捉散落各处的流浪者。流浪汉发现警车后会拼命逃跑，但他们大多瘦骨嶙峋，体力不支，没跑出多远就被人追上从后面锁住身体，押解到福利院。巡逻过程中，总能遇到喝醉了酒在街上大骂党和国家的舅舅，爸爸就会顺便把舅舅拉上车，送回家中。舅妈一边听广播一边打毛衣，眼皮都不抬一下，冷言冷语道：“送回来干什么？死在外面才清净。”爸爸照例做一些思想工作，家和万事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下岗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诸如此类。舅妈放下毛衣，跷着二郎腿跟爸爸细数舅舅的不是，数落得差不多了，声音变得哽咽，眼泪掉下来，感慨自己命途多舛，时运不济，下辈子绝不做女人云云。爸爸说一会儿还要回所里，你们先各自冷静一下，大人再苦也别苦了孩子，记得给孩子补充营养。然后留下一罐高乐高，一点钱，叹着气离开了。
直到花完身上最后一个铜板，舅舅还没有找到工作。风城兴于工业，也衰于工业，民营企业发育不良，吸纳不了大量失业群体。胆子大的人下海经商，放手一搏，胆量不够又有老人小孩要照顾的，只好去饭店、洗浴中心做服务员。舅妈给舅舅罗列了多种谋生出路，但舅舅总是大手一挥，打着酒嗝道：“我是光荣的工人阶级，干不来那个。”舅妈翻了个白眼，“光荣个屁，你就是个窝囊废！”舅舅嘿嘿笑道：“我是个光荣的窝囊废。”然后身子一歪，又陷进沙发里睡着了。
舅舅失踪的那个傍晚非常诗意，以至于表哥很长时间以来都怀疑那是不是记忆滤镜不断叠加后的一场幻觉。那天他难得没有喝酒，从沙发上站起，踱到窗边，望着邻居放飞的信鸽发呆了很久。表哥伏在书桌上看书，其实课本里夹的是地摊上买来的鬼故事杂志。舅舅说：“想出去走走，你陪我吧。”两人一前一后，往河堤走去。夕阳耀眼，河水金光灿灿，红色的蜻蜓飞得很高，似要融化在晚霞中。舅舅说走热了，想游个泳。表哥被河面的反光晃得半天睁不开眼，低着头，地面上不断略过飞鸟的黑影。只听扑通一声，舅舅已经赤条条地跃入水中。河边钓鱼的老头挥着拳头呸了一声，怪舅舅吓跑了要上钩的鱼。
河水污染严重，起初还能看见舅舅白花花的屁股，再游得远一点，人影就消失在青灰色的水流中。表哥抱着舅舅的衣服站了好久，天色渐渐黑下来，流浪汉回到桥洞，空气已有了几分凉意，晚风里夹杂着河里污染物的臭气。钓鱼的老头收竿了，见表哥还等在岸边，提醒道：“游出去这么久还没回来，可别出什么事。”表哥这才感到不安，冲着远处大喊爸爸，但沥青般的河水滞重地流淌，连回声都霎时消泯在半空，只有旁边的几个小混混，每听到一声“爸爸”就嬉笑着应答，“哎，什么事？”表哥没工夫和他们打架，狠狠瞪去一眼，抱着舅舅的衣服朝下游跑去。
舅妈报了警，贴了满大街寻人启事，那个时候没有朋友圈，只能挨家挨户大海捞针般打探舅舅的下落。一个多月过去了，依旧杳无音讯，连我那敬业的警察爸爸都相信，舅舅一定是溺水淹死了，他曾雇人去下游打捞尸体，但除了一堆臭气熏天的垃圾，一无所获。
所有人嘴上说不能放弃希望，心里其实早已接受了舅舅已死的事实。舅妈找了一张舅舅的正面照拿到影楼放大，转成黑白色，又预约殡仪馆，办了一场没有遗体的葬礼。等到火化环节时，就把舅舅生前的个人用品送进炼炉，烧成灰烬，装在骨灰盒里。她哭得东倒西歪，几乎是匍匐着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骨灰盒，嘴里不停唤着“狠心的人，怎么就舍得抛下我们娘俩”。望着她悲痛欲绝的样子，我简直不相信眼前的舅妈和当初骂舅舅“怎么不死在外面”的是同一个人。大人把表哥招呼到舅舅的灵位前，让他给父亲磕头，表哥嫌恶地皱了下眉，甩开大人的手跑开了。那年他刚刚小学毕业，已经萌生出少年脆弱的自尊心，绝不肯在众人面前屈膝下跪。而且他有一种的模糊的直觉，父亲并没有死，而是像一棵无根的水草，顺着水流漂到了某个地方。
葬礼后没多久，关于舅舅的事情渐渐传开。风城太小，熟人太多，随机抽出的两个人之间都能梳理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繁复如蛛网的熟人社会里，旁人的私事往往成为谈资，掌握的信息越详细，就拥有越雄厚的社交资本。有人说舅舅喝了太多假酒，精神出了问题，要不然谁会丢下老婆孩子离家出走；有人说实际上舅舅是赌博欠下了高利贷，怕要债的找上门，只好装死逃债；还有人说肯定是和相好私奔了，也难怪，家里有那么一个悍妇，换我我也跑。末了，人们总会以一句“就是可怜了孩子”作为总结，好像那些窸窸窣窣的流言只是出于一种正义的同情。
舅妈不得不找兼职赚钱。白天在家具城上班，晚上去一家大排档做服务员，每天忙到凌晨两三点回家，有时脸也不洗就躺下睡觉，七点多起床，早饭也不吃就直奔家具城。忙了一个来月，枕巾都有了一股烧烤料的味道。舅妈没时间给表哥做晚饭，又嫌整天在外面吃太不实惠，就让他每天晚上放学后去亲戚家蹭饭。怕总是麻烦一家会有怨言，于是表哥今天去这家，明天去那家，如果亲戚心情不错就会留宿一晚，书包里除了书本，总是装着牙刷和换洗的贴身衣物。
为了安抚未成年的表哥，我爸爸总是信誓旦旦道：“你要相信人民警察的力量，一定会找出你爸爸的下落，给你和你妈一个交代。”我妈妈毕竟是语文老师，比我爸多了一点浪漫细胞，她摸着表哥的头，讲了一个童话故事。有一座美丽的海边小城，遭遇了鼠患，市民想尽各种办法，养猫，撒鼠药，放捕鼠夹，但老鼠们依旧肆无忌惮。有一天小城里来了一个穿彩衣吹笛子的陌生男人，称可以解决鼠患。夜深人静，男人奏起美妙笛声，老鼠们倾巢而出，不约而同朝笛声的方向走去。男人吹着笛子来到海边，老鼠们就纷纷掉进了海里。老鼠被清除干净了，但市民们却食言了，不肯付钱给他。于是某个夜里，男人再次吹响笛子，全城的小孩都循着笛声走出家门，跟着吹笛子的人消失在远方。“你爸爸也许遇见了一个吹笛子的人，跟着他去陌生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妈妈说。
原本是哄孩子的故事，没想到却成了表哥人生的隐喻。或许他也被冥冥中的笛声蛊惑了，否则怎么会在日后一次又一次地离家出走，在陌生的地方流浪，好像出走也是一种戒不掉的瘾。
事实上，舅舅失踪大半年后，有人声称见过他一面。一位亲戚到省会出差，无意中遇见了在公园帮人修补风筝的舅舅。他骨瘦如柴，头发蓬乱，脸上沾满污泥，但标志性的粗犷眉眼还是被一眼认了出来。亲戚躲在零售车后观察了很久。春季多风，很多家长带孩子到公园放风筝，但大多技术不佳，有时风筝被树枝刮破，有时风筝线缠在一起成了死结。舅舅手巧，小时候我和表哥把他做的风筝拿到手工课上，总能得到一个“优秀”。他驻扎在公园，帮人修补风筝，一次收费一块钱，困了就躺在长椅上睡觉。有好心人路过，见他穿得破破烂烂，以为是乞丐，会朝他的帽子里丢两个硬币。
亲戚立刻跑去电话亭通风报信。舅妈和我爸爸风风火火地赶到省会。然而翻遍了整个公园，连舅舅的人影也没找到。大风刮得人脸生疼，不远处有个小孩的风筝挂在了树上，孩子父亲用力拉扯，线断了，风筝依旧卡在树杈上，小孩子抽了几下鼻子，咧开嘴哇哇大哭。大家问亲戚是否看花了眼，亲戚连忙赌咒发誓绝没有看错，并详细描绘了舅舅的身形样貌，但越说声音越小，越说越底气不足，最后也迷茫起来，怀疑自己或许是对舅舅思念太深，产生了幻觉。从这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关于舅舅的任何消息。
我升入高年级时，风城开始流行一种叫“XX大法”的气功，起初是一些老弱病残修炼，以期强身健体。后来，一些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下岗工人抱着修身养性的目的加入进来，相信坚持修行就会给自己带来好运。渐渐地，习练的人越来越多，河堤上的空地，小学门口的广场，全部成了练功的据点。我每天早上去学校时，都能望见信徒们身穿白衣，列成方队，跟着收音机的提示做一套类似太极拳的运动。天气转冷，信徒衣衫单薄，逆光而立，呼出浅浅的白雾，像一座座脆弱的石膏像。
大排档歇业了。舅妈不做兼职，又有了大把空闲时间，在邻居阿姨的推荐下，也去跟着练上一练。我问她这是太极拳吗？她说不是。我说是降龙十八掌吗？她说不是。我说是会飞檐走壁的轻功吗？舅妈说等修炼圆满了就会飞了。我说太好了我也想飞，于是模仿着舅妈的姿势盘腿坐下，听着她口中念念有词。但不大一会，我就感到两腿酸麻，枯燥无聊，跑去外面跳皮筋了。年幼的我并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会爱上这种无聊的运动。直到有一天，我也变成沉闷无聊的大人，与生活短兵相接，切肤体验被现实巨大齿轮碾压的阵痛后，但凡有一点改变现状的希望，哪怕那希望不过是一场永远无法兑现的海市蜃楼，都会饿虎扑食般将其填补进心中的空洞。
我没等到能亲眼看舅妈起飞那天，“XX大法”就成了邪教。几乎一夜之间，风城的各个练功点都蒸发掉了，街上常见的“XX大法好”的条幅也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反对迷信的公益海报。学校特意组织了一场班会，教育我们要热爱科学，远离邪教，如果家里有人练功，要立刻劝阻，劝说无效的话，可以向警察求助。那天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无非是有人误入歧途，走火入魔，自残自杀；有人被蛊惑，拖累全家下水，最终家破人亡；更严重些的，不但伤害自己，还要伤及无辜，危害公众安全。越说越严重，我们坐在下面大气也不敢喘，像是在听深夜广播里的鬼故事。
表哥在学校的地位因此受了些影响。一些“马仔”不再叫他“大哥”，笑嘻嘻地称他为“邪教分子”，不久之后，就拥立了新的“大哥”。表哥不服，约新上位的大哥去学校后面的工地决斗，起先只是他们两人动手，打着打着，各自的党羽担心自己的大哥吃亏，也都纷纷加入战斗，一时间，战况升级，决斗变成群架，工地上铮铮锵锵，沙土飞扬。这场斗殴的恶劣程度几乎可以载入校史，我爸爸四处求人，好说好歹，才让表哥免于被开除，只是记了大过。那天晚上，表哥拖着一身伤回家，天色已晚，房间没有开灯，舅妈盘坐在床上，双目空洞，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像。表哥开了灯，在舅妈身边坐下。舅妈转过脸，眼珠转了转，这才发现儿子脸上的斑斑伤痕。“没看新闻吗？都成邪教了，别练了。”表哥说。舅妈抚摸他肿起的嘴角，青紫的眼眶，声音因为心疼而颤抖，“这是怎么了？疼不疼？我教你修炼内功，很快就不疼了。”
表哥甩开舅妈的手，带着哭腔吼道：“你们能不能正常一点？我爸是神经病，你也是神经病！”他胡乱收拾了几件衣服，摔门而出，直奔我家，求我爸爸救救他妈妈。从这天起，表哥就长住下来，成了我们家中的一员。
我爸爸又忙了起来。这次抓的不是流浪汉，而是那些偷偷练功的人。抓到后带到派出所做一番思想工作，然后就让家人领回去。如果屡教不改，就要拘留甚至判刑。就是在那一年，我爸爸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常常刚拿起筷子，就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电话，某某小区的某某又开始练功啦，神神叨叨地好吓人，警察同志快点过来带走他。于是饭也顾不上吃了，跳上警车奔被举报人家而去。偶尔有两户人家发生点小龃龉，结了梁子，就互相举报对方家中有人非法练功。当年该气功在风城流传之广，规模之大，远非正规的宗教团体可比，有时只是信口开河，胡乱举报，竟也能歪打正着逮住一两个信徒。
表哥问我爸爸，舅妈会不会被送进监狱。爸爸皱着眉，说尽量帮助她，并再三叮嘱他好好学习，不可因为这些事分心。爸爸私下找到舅妈说，“你练功时间短，入魔不深，现在回头是岸还来得及。我尽量保护你不让你吃牢饭。但你儿子要先在我家养着，你什么时候改邪归正他什么时候回家。”或许是骨肉分离的切肤之痛唤醒了舅妈，也有可能是被家具城开除后，向来遵循实用主义的她终于意识到练功赚不来真金白银，舅妈渐渐从那些玄而又玄的理念中脱离出来，直面现实里的一片狼藉。对于曾经误入邪教这件事，她讳莫如深，见到我爸和表哥就不由自主地忸怩起来。大概也是想让这段日子快点翻篇，她留下一些积蓄，拜托我爸妈照顾好表哥，就跟着一个远方亲戚去南方打工了。
表哥勉强上了高中，成绩依旧垫底，经常从我妈妈的包里偷钱去网吧打游戏。有一次他将一本色情画册夹在习题册里，偷偷带回了家。我已经开始发育，对隐秘的两性知识充满好奇，趁表哥蹲马桶的工夫，抽出那本杂志翻阅起来。封面上是一个穿泳衣的女人，胸部膨胀得似要跳出画面，越往后翻，女人身上的布料就越少，最后几页她赤身裸体，正对镜头摆出撩人姿态，暗红的乳晕和双腿间茂密的毛发直白而无畏。和妈妈去公共澡堂总是能见到各种各样的女性裸体，有饱满丰润的，有干瘪松弛的，我已见怪不怪，但不知为何，望着画册上的女人，我脸红心跳，浑身发烫，受到的震动无异于第一次去游乐场乘坐太空飞船。我“啪”地合上杂志，慌忙塞回表哥书包，一回头，爸爸正站在身后，神情严肃可怖。“你哥的？”他问。我害怕极了，连忙点头，声音颤抖，“我不小心……看到的。”伴着冲水声，表哥从洗手间走出来，爸爸大步上前，揪住表哥衣领，一个耳光扇了上去。“自己不学好，看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还要带坏你妹妹！”妈妈赶紧上前拉开爸爸，我呆坐一旁，看见表哥的半张脸肿了起来，眼神锐利如刀。我快要被内疚感淹没了，眼泪哗哗流淌，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小心出卖了他，令他遭受责骂。相比他所经历的，我的家正常并充满温情，尽管这份温情也在试图容纳他，但每一次有意无意间与他原本家庭形成的对比，还是会变成一根芒刺残忍地扎在他身上。
表哥第一次离家出走那天是1999年12月20日。学校举办主题联欢会，要求每个班出一个节目庆祝澳门回归。我和同学们合唱“七子之歌”，穿白衬衫，背带牛仔裙，手里捧着白色康乃馨。班主任原本想让我们手捧象征澳门的白莲花的，但风城的花店买不到莲花，假花又缺乏质感，只好替换成了康乃馨。这首歌练了几百遍，即使说着梦话我也能准确无误地唱出来。但站在舞台上，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喉咙皱缩成一团，还没等前奏结束，就抢拍唱了出来。周围的同学听到我唱歌，也都跟着唱起来。一时间，阵脚大乱，我们唱得有快有慢，声部参差不齐。在前面指挥的老师拼命使眼色，对口型，也无力回天。一直唱到“梦寐不忘的生母啊”，我们才终于找齐了节奏，台下不时传来窸窸窣窣的笑声。
我们班的节目当然没有评为优秀。老师为此批评了我，骂得很凶，好像因为我唱不好澳门就无法回归了似的。我哭着往家走，舞台妆还没卸，被泪水一浸，再被我用手一抹，变成了大花脸。爸爸不在家，妈妈翻着电话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全然没注意到我滑稽的脸。我只好踱进卧室，把身体重重抛在床上，隐约听见妈妈打电话的声音，才知道原来表哥今天没有去学校，他离家出走了，爸爸正在到处找他。
我爸爸到底是警察，找一个出走的毛孩子还难不倒他，当晚就在郊区的一家小饭馆里找到了表哥。已经入冬，表哥穿得单薄，缩在角落的桌子里，捧着一杯白开水暖手。我爸爸给他叫了一碗西红柿蛋花汤，脱下外套给他披上。“想玩出走，还准备得这么不充分，傻不傻。”表哥垂下头，抿了一口汤，低声道：“下次肯定不会让你找到。”我爸爸说：“那你试试看吧。”
从这之后，表哥开始了频繁的出走。有时半夜溜出家门，有时上学的路上七拐八拐就没了踪影。他一次比一次走得远，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爸爸找到。爸爸不胜其烦，“小兔崽子，你有完没完，到底要去哪里？”表哥脸扭向一旁，“随便。”对于爱好出走的孩子来说，离开本身就是目的。这世界上有无数个风城，每个风城里又有许多孩子想要逃离。于是当爸爸再次找到表哥后，他什么也不问，表哥什么也不说，两人一前一后回到家，吃饭，睡觉，其间没有任何反抗、质询和争吵，默契得仿佛是在玩一场双人游戏。直到高考结束，我爸爸终于在这场游戏里举起了白旗。“小兔崽子，你以后跑得再远我都管不着你了。”爸爸第一次允许表哥喝酒，他们喝得醉醺醺的，一边碰杯一边说了些平日讲不出口的肉麻话，抱头痛哭了一场。
表哥去了很远的城市读大专。毕业后又去了一个更远的城市就业。但很快，不安分的他辞了工作，买了一辆自行车，开始了一场真正旷日持久的出走。或许是之前经历过太多演习，他骑上车向着未知方向进发时，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平静得仿佛只是从卧室走去洗手间刷个牙。表哥成了一个周游全国的骑行者，有时旅行，有时赚钱，有时一边旅行一边赚钱。他在一个地方买些廉价的土产，到了下一个地方再摆摊售卖。实在捉襟见肘的时候，就在一个地方先安顿下来，打一份工，攒一点钱，等时机成熟，就再度上路，穿过草原森林，越过高山沟渠，把生命摊开在整个旅途中。
我和表哥本算不上亲近，但自从我回到风城工作，竟时常思念起他。我点开他的朋友圈，发现他又去了新的地方。他晒得更黑了，穿着骑行服坐在树下休息，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一寸一寸地落到他身上。我几乎不和他交流，甚至很少给他的照片点赞，心中却愈发歆羡起他的生活，甚至揣测与他有血缘关系的我，是否体内也隐藏着流浪者的基因，这些基因就像吸饱了水分的种子，随时准备破土而出。我试探着问爸妈，如果我辞职了会怎样。爸妈像是受到了惊吓，细数这份工作如何来之不易，找了好几个人才把事情搞定，告诫我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明明亲历了90年代的下岗潮，亲眼目睹有人因失业而流浪、乞讨甚至自杀。但仍坚信国企是铁饭碗，安全的人生就是死死抱住这个饭碗，有什么吃什么。我不敢再提起这茬，事实上也确实缺乏跳出舒适圈的勇气。但我爱上了四处转悠，短假期就驱车郊游，长假期就乘高铁去更远的地方。在青年旅舍下榻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驴友，有中国人，外国人，年轻人，老年人。我才知道原来这世上除了表哥，竟还有这么多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迷恋流浪的感觉，去不同城市旅行，住不同风格的青旅。相比出租车和地铁，他们更喜欢公交车，避开早晚高峰，从城市一头坐到另一头。他们会特意坐在离发动机近的座位，微微震颤的感觉从脚底板一直传到牙齿，休眠的身体中的阴阳两极被一股微弱电流再度联通。归途火车则是梦魇，穿过一个又一个幽深隧道时，仿佛是进入某种巨兽的一截肠道，被榨干，消化，排挤。当穿过最后一个隧道，就要回到原来的生活时，旅途中因吸收水分、阳光、异乡食物和听不懂的方言而饱满的身体，又将再次萎缩成一团残渣。
表哥出事前，我们曾通过一次电话。他说终于要骑行川藏线了，会很艰苦，但也很让人兴奋。我问他骑完川藏线之后做什么。他说去骑新藏线，等到国内走得差不多了，就去国外看看。我渐渐能够理解他年少时的一次又一次出走，风城经历了这个国家所经历的一切，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经历；风城飞快地变化着，其中又有什么东西凝滞不前。通货膨胀，股市动荡，食品药品安全，社会让人感到乏味的同时，又带给我们巨大的不安定感，仿佛唯有身躯也不断处于颠荡之中，才能与世界实现相对静止。
表哥进入川藏线不久，遇到了山体滑坡。他调头逃走，但因高原反应双腿使不出力气，顷刻间，一块飞石击中了他，表哥连人带车摔倒，当场昏迷过去。幸好是旅游旺季，行人很多，一位货车司机救下他，将他送到了低海拔区的医院里。我爸爸和舅妈得到消息后就赶去了医院，我看到他们发来的照片，表哥躺在雪白的病床上，还没有苏醒，身上插满管子，像一盆繁茂的植物。
我决定去看望表哥。请了假，买了机票，当飞机起飞时，耳压不断增大，耳根痛得厉害，鼓膜仿佛是一张延展性很差随时都会断裂的包膜。小孩的哭声，大叔吸溜热茶的声音，空姐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的声音，周围所有的声音都不断远离我，我的肉身既坐在原位又仿佛从现实抽离。就像小时候躺在床上不肯睡觉，支棱着耳朵偷听客厅传来的八点档电视剧和爸妈的谈话声。然后妈妈走过来，轻轻带上房门。一瞬间，所有的声音都被遮挡，男女主角的爱恨纠葛被拦腰斩断，我同学父母的八卦也突然没了下文，我的小卧室变成漂浮于黑暗中的独立空间。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像被抛弃在夜晚荒野的一块陨石。
吹笛子的人的故事，我长大后曾读过另外一个版本。吹笛人用笛声吸引了全城的小孩，一直将他们带到海边。恰逢日出，海天被染成一片金黄，在这壮丽得近乎绝望的景色中，孩子们扑通扑通地跳进了海里。吹笛子的人不知道，小城中最瘦弱的那个孩子在去海边的路上摔了一跤，扭伤了脚踝，无法跟上队伍，只能趴在原地哇哇大哭，却因此保住了性命。或许这是童话真实的结局，我就是那个趴在原地哭闹的孩子，表哥则是被笛声蛊惑着离开家的那个。无论是留下的，还是出走的，都要付出代价。
我打了个哈欠，左边的耳朵突然疏通，右耳的压力也被释放。一时间，如同水从大开的闸门中倾泻而出，所有的声音霎时汇聚成一股激流，撞进我的大脑。
然后我想起了一件很久远的、似乎无关紧要的往事。那时香港澳门还没有回归，某位李姓气功大师还没有被全国通缉，一个异常平凡的夜晚，我和表哥偷偷起床，蹑手蹑脚地出门，去风城一段陈旧的铁轨上“寻宝”。据说火车经过时总会漏下一点“好东西”，有时是黝黑的煤球，有时是细薄坚韧可以用来削铅笔的铁片。我们手拉手站在距离铁轨不远处，看到了令我瞠目结舌的一幕。单薄的月光下，十几个甚至更多的流浪汉，排成长长的队伍，沿着铁轨朝出城的方向缓步而行。他们互不交谈，间距在一米以上，眼神说不上是空洞还是平静，仿佛并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远远望去，像一队幽灵。空气变得潮湿，起雾了，周遭更显寂静，只能听见鞋底与地面摩擦的声响，那脚步声很轻，却很笃定，好像他们的双脚都上足了发条，只要没有阻挡物横亘在路上，就会一直这样走下去。铁轨延伸到雾中，流浪汉们不疾不徐，一个接一个走进这团浓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