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爱踢球，踢野球，中学踢到中年，十根脚趾头一半踢成了灰趾甲，夏天没脸穿人字拖。右眼角一道疤，蚯蚓形状，争头球顶的，没顶着球，球门框倒顶得一颤，血遮住半边脸，校医院不敢接，打车去省医院，哥儿几个球衫球鞋一身臭汗，上哪儿凑钱给我打麻药？皮上缝十针，肉里缝十针，针走起来线也跟着走，皮肉夹着针线膨胀，燃烧，那感觉一辈子忘不了。
94年世界杯，我家那台黑白只能收两个频道，不跳的是中央一，跳的是省台，所以我一场球也没看成。倒是我爸每天带回一份省里的报纸，体育版有图，有文，有专栏，被聊的最多的是意大利人罗伯特巴乔，“一个让我爱上蓝的名字”，“用灵魂与球共舞的忧郁剑客”——这些文字一度让年少的我以为职业足球跟偶像剧差不多。
大学时读巴乔的自传《天上的门》，才知他在1984年一场意甲联赛中撞折了右腿关节骨，“感觉像一把刀子插进腿里”。医生用电钻在他胫骨上钻孔，用刀割断肌腱，通过胫骨上的孔洞拉紧，最后连缝220针固定。此后他的职业生涯——包括被省报评为“用灵魂与球共舞”的94世界杯——都是用一条半腿舞完的。这算是职业足球的本相么？
98年法国世界杯，家里换了立式彩电，能影影绰绰从隔壁邻居家收到中央五。那时我高二，家里防我看球甚于防贼。结果我爸打开电视，发现中央一台静音，才知我半夜看完球（巴西淘汰荷兰的半决赛），把央五调回到央一，却忘了恢复音量。我爸大怒，没收了遥控器，我只能靠学校小卖店的电视回放解馋。
决赛已是暑假，我爸凌晨叫醒我，问看不看。我摇头，因为不想让他发现晨勃。被窝里熬了会儿，还是弓腰起来去了，跟他坐在一张沙发上。那天隔壁的信号格外强，我家彩电格外清晰，闭幕式女模特的薄纱裙便跟着格外透明，基本跟没穿差不多。我爸保持着沉默，我先挺不住了，嘟囔一声“太困”，落荒而逃。再从被窝儿爬起来，尚未秃顶的齐达内已顶进两个球了。
二
初中校门口常堵着几个混混，要钱，要烟，我也被他们堵过，正哆嗦着，走过来一个同学，跟混混们谈笑几句，就让我回家了。他叫强强，一口四环素牙，一头遮眼中分，十六开的历史课本里夹着片刀，土黄色的军挎被撑得四四方方。有一次我蹲在教学楼墙角，听他讲群架时片刀的用法：不能捅，不能砍，会住院，会死人，要一片一片划，杀伤面积大，架势很屌，却只伤皮肉。说到酣处，操场上滚来一个足球，初三那帮人踢过来的，叫我们两个初一的捡。强强甩开中分，夹克里掏出三叶甩刀，慢慢捧起那球，一刀一刀戳，戳成一团烂皮，塞进半块砖头，才笑着扔了回去。那帮初三的怒又不是，走又不是，操场上对着那团半砖半球的东西发呆。
后来强强打了群架，把人捅的露了肠子，并没施展那套“一片一片划”的刀法。他家卖菜为生，赔个底儿掉，从拘留所里出来他就不念了。我和他再碰见，是在南二道街的菜市场，我穿高中校服，他剪了板儿寸，一个往家里买葱，一个帮家里卖葱，相互装着不认识。
班里又转来一个留中分的，姓林，不背军挎，不藏片刀，下课一人一球上颠个没完，据说家是市里的。我们对“市里”没什么概念，过后打听才知道，他那套邮购的尤文图斯队服，脚背三道杠的阿迪达斯球鞋，加一起够我们两年的班费，才明白什么叫“市里”，便叫他小林子，跟他一起踢球混。
操场上一群初中生撵球疯跑，与其说是踢球，不如说是以小林子为中心进行的布朗运动。初三那年我们搬到四楼，雪天，压堂，我哼了几声黄家驹，被罚出教室，隔着走廊窗子，看见小林子在雪中独练任意球。学校球门没网，白雪中立一黑铁框子，小林子也还是一人一球，抽象，孤独，远看像一幅简笔画。
我脸贴窗户，默默数着他罚的任意球，总共三十脚，一半进了，一半没进。雪越下越大，他脚内侧搓出的弧线，每一道清却晰无比，散发着诱惑。我忍不住跑下楼直扑操场，和他轮流守门罚球，雪还没停被老师给拎回去了。湿透的棉鞋，冻得热胀的耳朵，再从窗子往下看，鞋印和球划出的轨迹都隐没在了雪中。
来自市里的小林子住在县里亲戚家，一位开饭馆的鲜族大叔，住三节小楼，很好客，每次我去狗肉年糕辣白菜一桌子盘盘碟碟。小林子独自住在顶楼，喜欢看球，喜欢画画，更喜欢睡觉，尤文图斯的比赛偏又在后半夜，就用夏普录像机录下来，中午边吃饭边看回放，进球要往回倒，越位更要倒，一场球往往抻四五天才看完。
临近中考，小林子问我能不能搬小楼里住个把月，给我一千块算陪读。我没拒绝，也没答应，装着糊涂混到中考。全县发大榜，我的名字正数，他的倒数，但高一的重点班上我俩又成了同学，让我对他来自“市里”的背景有了新的认知。我对他很有些愧意，他却笑着送了我一张铅笔素描，尤文图斯当家10号皮耶罗，还没画完，脖子以下还是一片小方格子。
高中有高考压着，球不敢放开了踢，只能课间十来分钟匆匆捅两脚，简直就像野合。小林子班里班外拉起一支球队，自掏腰包租中巴去附近县市踢比赛。赛前看他录的意甲，赛后吃烤肉喝扎啤，据点便是朝鲜大叔的馆子。问我去不去，我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又装糊涂混到高三。
因为画画儿，小林子踢球总少不了女生围观。既有女生看球，男生就更想跟他混球踢了。他自己垫钱订了十几套尤文图斯，谁想上场就原价买一套。大家争先恐后，有人凑不够钱，便找人合买一套，上半场你穿，下半场我穿，井然有序。有人说那尤文图斯是假货，小林子赚了不少，黑心着呢。却没谁信这一套，大家都叫他林老板了。
林老板当然要穿10号，10号底下印着大写的“LIN”，LIN和LIN的球队一时风头无二。大雨中LIN打了一脚侧挂，没进，却惹得一个外班女生尖叫。她在雨中看了整场，衬衫下胸罩的纹路清晰可见。回家发烧，大病一场，她把这当成了爱情。县客运站后面新开的酒店，能洗浴，能住宿，LIN开了一间房，打电话告诉她带了画笔、颜料和画布。她跟家里撒谎，说晚上住学校宿舍，躺在房间里等她的却是尤文图斯9号，ZHANG。
高三下学期，LIN要备考术科，球队便散伙了。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鲁美”，我惊诧莫名，没想到鲁迅先生居然和这号人物联系在一起。他最后考去了北京，艺术学院，我去了省城，农大。球队那十来个人，大部分学习一般，留校重读，小部分家里有钱，当年走了。至于那个外班女生，几经分合，在县里开了美容瘦身馆，嫁给了当民警的ZHANG。
高中三年，没人知道LIN家在市里到底是干嘛的。他自己更讳莫如深。倒是那三节小楼，后来被朝鲜大叔一把火烧了，连同老婆孩子。
我读大四那年小林子来过一趟省城，给他导师跑一个艺术特长班，跟我联系上了，十月的深秋，黑框眼镜，羊绒围巾，一身北京艺术学院范儿跟我们省城农大格格不入。就着涮羊肉，他问我毕业想干嘛。我说读研吧。他甩着京片子笑，你丫整个儿一奇爱博士，看没看过库布里克儿？我说没看过。他脸一沉，好好看看《巴里·林登》吧，随便一镜头就能上框儿挂美术馆。
那天我们在农大踢了场球，踢完去蒸大学生浴池的桑拿。我没想到他会变那么胖，在场上也不跑，有球没球原地溜达，所谓大保健踢法是也。既是他烟酒太甚，也是过去在球场上甩掉的热量，都找回到了身上，一个卡路里也不少。
三
彼时农大风靡漫画《灌篮高手》，女生每天聚在篮球场上搜寻她们的樱木花道。我们这帮踢球的身高不占优，更不招女生待见了。久而久之，班里还在踢球的男生，只剩我和老曹了。
老曹本人就像一个球，脸像，腰更像。可到了场上，我才知道他那传球和意识，绝对踢核心的料子，就是跑起来太兜风。他见谁都一团熟络，在农大踢四年球，来一茬大一的，走一拨大四的，最后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喜欢用外脚背撩球的小胖子叫老曹。
院里有院队，队长大四，看球，麻将，宿舍走廊夜夜通宵，一双金鱼眼又鼓又红。他来新生寝招人，坐在我床上，拍着膝盖上的疤说，大学四年怎么可以没有一点理想？
我听了无动于衷，老曹却满脸通红，当下买了系队队服，皇马的黑色客场，二百多块，沾水就掉色，掉成灰色就不再掉了。新老队服一起上场，乍看就像两支皇马。
系队早晨六点半训练，其实就是大一陪大四的踢小场。大四的总熬夜，体力不好，所以大一的不能真踢，必须让他们赢。让又不能让的太过，会被骂一届不如一届。等校里比赛，能不能上场和训不训练没关系，和请没请大四喝酒很有关系。酒成箱成箱地喝，赢球要喝，输球也喝，走廊水房逮哪儿吐哪儿。球，老曹场场首发，酒，更顿顿不落，反恐推星际也都跟大四的学会了，在队里如日中天，结果一路挂科挂到大四，把自己也挂成了队长，推开新生寝室的门，拍着圆滚滚的肚子说，大学四年怎么可以没有一点理想？
02世界杯，01年中国队踢外围赛，老曹场场不落。客场多在半夜，宿舍十点熄灯，老曹和几个大四的把电视电源接水房灯上，几个大一的刚被忽悠进系队，买了啤酒卤水花生来伺候，拆了条红河烟，烟雾缭绕，其乐融融。水房电压不稳，灯和屏幕一起闪，遇到关键球还断了。电断了要骂，球断了更骂。记不得是哪场，中国队被断个七佛出世，水房骂得涅槃重生，连带着摔酒瓶。我们寝老三爬起来，问水房能不能小点声，第二天考六级英语。大四的横了一眼，没他妈看见中国队落后呢么。六级兹事体大，老三一剪子掐掉电线，大四的也都有酒了，抄起酒瓶就抡，幸亏老曹中间挡着，不然当晚必有人住院。
沈阳五里河，中国队提前出线，农大餐厅爆满，满地的啤酒沫子。老曹又喝多了，嚎啕大哭，举国皆欢进了世界杯。三场小组赛，餐厅又挤满了人，国足为同组三支球队奉献了9个积分，9粒入球。至于沈阳五里河，07年被拆了，原因不详。至于老曹，居然也毕业了，挂的那些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花了多少钱。至于国足和世界杯，早被忘到脑后。
14年我回国探亲，在农大和老曹联系上了。农大尘土飞扬的操场换成了塑胶假草，只是铁门上了铁锁，看不见学生踢球。老曹有了妻室，隔着铁门，望着绿得很真的假草，问我还踢么。我点头，问你呢。都脂肪肝儿了，他摇头笑，早挂靴了。喝了顿酒，互加了微信，就此再无联系。
四
在厦大读了两年研，上弦场踢了一两百场野球，塑胶草坪，比咖啡豆还细碎的黑胶粒，闷热黏糊的海风，黄昏的太阳像泡在海里，越发胀大，海面挂着一层光晕，与球场只隔一条环岛路，放佛一个大脚就能把球开进海里。
来上弦场踢的多是本年中年“阿伯（bei，闽语）”，都光着膀子，余晖中泛着古罗马的古铜色。上弦场通常下午四五点开始上人，六点是黄金档，整个大场分成若干小场，四五十口人在上面混踢。八点多日头落尽，人才慢慢退了。踢完我就去逛南普陀寺附近的小胡同，龙岩花生，大白鲨啤酒，闽南风味的麻辣烫，不麻不辣不烫，很多油而已。小胡同是石板路，菜叶和污水填满了石板间的缝隙。我球鞋里灌了不少胶粒，一路带回租的公寓，倒出来黑黑麻麻的，仿佛是从上弦场跟来的一小群蚂蚁。
球场边总坐着一个女人，无论多热，都长袖长裤戴着竹笠。她的脸很黑，不知是竹笠的阴影，还是晒的，看不大清模样。她用扁担挑了两大竹筐矿泉水，盘腿坐在那儿。有时球滚过来了，她一支手摆臂，一支手捂着竹笠跑去捡，腿短，频率快，姿势像个孩子。
那次我没停住球，顺着海风滚出去了，她又以那姿势去追。我跑过去说大姐我捡吧。她停住了，笑着看我，阿弟呀，要不要买水。闽南口音很重，黝黑的脸上满是皱纹，眼里的期盼让我觉得羞愧。我掏出十块钱，发现全中国所有品牌的矿泉水都在那两个竹筐里。她的水卖五块五一瓶，说不好找零钱，干脆十块卖我两瓶吧。我就拿了一瓶王力宏，一瓶孙燕姿，打开喝一口，像馊了的温水。下次再帮她捡球，她还会问阿弟要不要买水，眼里依旧是期盼，我却不为所动了。后来我连球也不捡了，看着她手捂竹笠，追逐隐没在棕榈树间的皮球。
后来上弦场又来了一个法国老头，细高的个子，乱蓬蓬的白发，穿10号齐达内的法国队球衫，胳膊腿晒的漆黑，先摆一圈橙色的橡胶锥，给他的队员占场地。那些队员都是本地的聋哑少年，统一穿着黄色的训练背心，由他用哑语指挥，用长腿示范，默默跑圈，默默传球，小圈抢球，大圈攻防。刚开始我们很不屑，在一旁指指点点。后来看那些少年对练，虽因沉默而显得文质彬彬，但球感位置感都甩我们踢野球的几条街。我们服了，私下里叫那法国老头儿齐达内。
齐达内训练完了，便收起橡胶锥，在一旁看我们踢了会儿野球，用英语问能不能加他。我们说来呗，都使出了十二分的精神。结果呢？我踢这么多年球，没见过动作比这位头发花白的齐达内还慢的，没见过拿球比他更稳的，也没见过传球比他更舒服更优雅的。散场后我们问齐达内技术是怎么练的。他拢了拢炸向两边、如同孔雀开屏的白发，足球不是技术，足球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艺术。
五
读完研去的美国，刚开始时没车，也就无球可踢，因为球场无论室内室外，都在十英里开外。幸好认识了一位姓陈的东北人，其实很年轻，但因为踢中后卫，硬生生踢出一身老相，大伙就叫他老陈。每次我踢球，都是老陈车接车送。我要请吃饭，被他拒绝了：“先出国的帮后出国的，都是这么帮出来的。”
老陈那车是94年的丰田花冠，跑了十二万英里，不知道转过几手。但在他手里拾掇的很干净，挂着大红的中国结，有股清香味儿，显然是有固定的女生经常坐。一问，果不其然，老陈刚结完婚，博士还没毕业就在硅谷找妥了工作，对人生满是期待。
那次我们跟韩国人踢了场狠的，好几个人都抽筋了，老陈啥事没有，大伙笑说你这可不像刚结婚的。老陈先送的我，再回家洗的澡。卫生间的门关了一个多小时，妻子觉得不对，喊人，没音，拍门，不应，只有哗哗的水声。当下破门而入，老陈赤条条躺在水里。等急救车过来，已经晚了：突发性心血管破裂。
老陈的告别仪式人不多。生前有哪些人重要，身后便一目了然：身孕的妻子一袭黑裙，从国内飞来的父母浮肿着双眼，再有就是我们一起踢球的几个朋友。大家就那么站着，没谁说话，也不知该说什么。大概人生一世，滔滔不绝说出口的，基本都是废话。
老陈就这么没了，好像踢完一场球，没打招呼就先走了。我们这球队也就散了，大家互不联系，好像再凑一起，就对不起另一个世界的老陈。但球总还是要踢的，我找到了一伙美国人，带头大哥叫吉姆，胡子拉碴儿，满脑袋白头发，其实比我年轻好几岁，却非往老里拾掇。吉姆开一辆同样老气横七的雪弗莱，外面刮蹭的不成模样，里头塞满了球鞋球袜狗粮狗毛。每次约完球接我，他都车速奇快，就差没超前面的警车了。我坐在一股狗腥味儿中问他不用上班儿么。上班儿？他变戏法儿似地摸出个汉堡包，上个屌班儿！
他的汉堡永远藏在驾驶座底下，永远是最便宜也最垃圾的麦当劳芝士堡，吃完抹嘴就上场开踢了。就美国人的水准来说，吉姆的脚法算顶级了，尤其是正脚背射门，大毛腿一轮，球像炮弹一般射了出去。混的熟了，我才知道他给本地中学的女子球队当教练，按小时收费，不够养活他和他的雪弗莱还有三条狗，所以还去麦当劳打零工，驾驶座底下的芝士堡就是这么来的。没有固定住所，只有一辆载满狗腥味儿的雪弗莱，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他介于无家可归者与社会闲散人员之间，然而每次踢球他都有本事带来一个女孩，有扎耳钉穿鼻环的，有腿上刺骷髅头的，还有在大学当助教的，郑重其事跟大伙介绍，这是南希，这是妮可，这是玛利亚。难不成都是你女朋友？我忍不住问。他大笑，随便搞搞而已。
渐渐地，他带来的女孩固定下来了，叫珍妮，一个白人姑娘，上身扁平，大腿粗壮，射起门来肉都发颤。我被她放横铲过，没法回敬，只能祈祷跟她分到一伙儿。不过负责分伙儿的吉姆，总把自己和珍妮分一起，专门在珍妮身后喂球，要是丢了就抢回来再喂，直到她抡起大粗腿一脚打飞为止。珍妮凶得很，明明自己浪射，非让吉姆捡球，还骂他传的不好，天杀的，狗娘养的，什么难听骂什么。我们劝了劝，也被骂个狗血喷头。吉姆却甘之若饴，边挨骂边喂球，踢完请大伙儿喝一杯，当然还是奔着珍妮去的。
珍妮是急诊室护士，专值夜班，全是重病急病车祸，抬进来未必能走出去，压力大，作息又不规律，是故脾气暴戾，不过薪水极高，能算吉姆对她钟情的理由么？2010/11欧冠决赛，巴萨对曼联，珍妮请我们去她家看球，房子和泳池很大，足够住下八个吉姆。吉姆穿着曼联球衫，在后院支起烤架，扇着炭火，扒拉烤肠，一副男主人的模样，自己那三条狗满院子乱窜。珍妮略施粉黛，穿巴萨球衫，粗腿下十支脚趾抹得猩红。尽管巴萨3:1拿下曼联，珍妮还是当众把吉姆骂了，嫌他的意大利烤肠糊了。吉姆依旧不恼，脱掉曼联球衫，单膝赤膊跪地，献上婚戒，我们一起打口哨，珍妮杯里的葡萄酒洒了一地，狗们迅速围上来，摇着尾巴乱舔。
液晶大屏幕里的梅西无人可挡，屏幕外的美国人用英语闲聊，我呷着啤酒，蓦然想起多年前在农大的某个寒夜，雪花飘扬，十点寝室熄灯，央五九点五十转播意甲，老曹把电视搬进水房，雾气弥漫的梅阿查球场，罗纳尔多痛苦地倒下了，全世界都安静下来，唯有外星人膝盖软骨的断裂声。98世界杯的夏天，我和父亲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中间隔着遥控器。父亲睡着了，我摁了消音键，彩电屏幕的闪烁跳跃，齐达内顶进的第二个球却无比真切。夏普录像机敦实厚重，尤文图斯在录像回放中踢的酣畅淋漓，场上的10号从皮耶罗变回巴乔。LIN的画纸上，黑白箭条衫化为两头斑马，彼此交叠着脖子，默默站在草原上。
11年女足世界杯决赛，美国对阵日本，吉姆和珍妮乐颠颠飞到德国看球，顺便度个蜜月。可惜美国队输了，俩人大吵一架，珍妮提前飞回来，跟我们踢球时还骂“那个狗娘养的混球”。13/14年冠军杯决赛，两口子没再请我们看球，既是他们都讨厌皇马，也是珍妮刚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从此挂靴，天天在网上晒娃。吉姆把脸刮的铮亮，雪弗莱换成适合一家四口出行的休旅车。他不打零工了，也不再吃驾驶座底下的芝士堡，却挡不住发福，乐呵呵地当他的中学女足教练。也许再过几年，就能带自己的女儿踢了。
如果老陈还在，不知他孩子多大了，不知他还会不会踢球，更不知那辆挂着中国结的丰田车已换成谁人在开。
六
一起踢球的美国人多是外地来的学生，一到感恩圣诞，都回家过节。吉姆球瘾大，便拽来两个墨西哥人充数。
墨西哥人一老一少，如父如子，都是黝黑的脸，长而卷的头发，五短三粗的马拉多纳身材。两人都是非法移民，只是老的出来一黑好多年，黑出绿卡，黑出国籍，黑出一栋小房子，总之是在美国黑出头了，却坚持用自己西班牙的名字，Agua，意译是水，音译“阿瓜”。少的那个刚黑出来，英语单词蹦不出几个，却取了英文名Tony，托尼小子，跟吉姆在同一家麦当劳打工，爱开下流玩笑，外号叫“肮脏的托尼”。
因为年轻，托尼的长发乌黑铮亮，总像抹了油，毛茸茸的小腿又粗又黑，像各塞了一个足球。阿瓜叔的长发干燥灰白，踢球时必须扎起来，否则根根炸立，腿却很光滑，大概是年岁的缘故，毛都掉光了。托尼喜欢自己带球狂奔，野蛮，生猛，十米内的草皮都因他震动；阿瓜叔在场上慢悠悠像逛街，只是临门一脚突然提速，那球射的既刁且贼，尤其擅长穿裆捅射，让身高腿长技术粗糙的白人时常火大。
刚黑过来的墨西哥人，都把阿瓜叔的小房子当成窝点，比如托尼。他和阿瓜叔同出同入，却互相看不上：阿瓜叔笑他闷头瞎踢傻小子一个，托尼则抱怨阿瓜叔房租太黑，还天天逼他做饭。然而骂归骂，两人在球场上一个初生牛犊，一个老奸巨猾，倒也相得益彰。到了场下，外人看来也是如父如子。
“他真是我儿子，”阿瓜叔对我眨眨眼，拢起花白的长发，“不信翻他护照，跟我一个姓。”
“去你妈的！”托尼啐了一口，带球往前冲。
“他缺个女人啊！”阿瓜叔摇头叹道。
除了穿裆，阿瓜叔还绊人，脚往上一钩，一米九的白人大汉便轰然倒地。他却一脸无辜，还弯腰去扶人家。白人怒挥老拳，冲过来挡在阿瓜叔身前的，还是托尼，他护照本上的儿子。
下次白人约球，阿瓜叔依旧来了，脸上挂着淤青，悄悄对我说：“一群美国猪。”
圣诞节走了不少白人，吉姆叫墨西哥人来充数踢室内，阿瓜叔却端起架子，迟迟不来。
“再等会儿狗娘养的墨西哥人。”吉姆很恼火，汉堡又吃的急，放了串响屁。
室内用的足球要小一圈，皮子又薄，和排球差不多。阿瓜叔教我用脚背和脚尖连抽带捅，射门的弧线很诡异，像一道走火入魔的流星。踢室内的人多，我们只能租到午夜场，不算门将五对五，攻防节奏和篮球差不多。平底球鞋在快速跑动中与地板摩擦出特有的胶皮味道，再混上每个人的呼吸和汗味儿，令人莫名兴奋。刚上场肺部还没跑开，很喘不过气，踢开了便急剧释放多巴胺，热量，快感，以气体的形式，从千万个肺泡里往外澎湃。大块朵颐的两个小时，想把后半夜也一口气踢完。
“再等会儿吧。”吉姆一边苦等，一边颠球。但我们都知道，等墨西哥人的这几分钟，是最兴奋也最漫长的几分钟。
托尼从墨西哥“搬运”来一个女孩，玛利亚，两人都是矮矮墩墩的身材，黝黑的脸庞，乍一看不像夫妻，倒像兄妹。
除了当老婆，玛丽亚还是托尼的球迷，大半夜在场边微笑，一站就是俩小时。那时托尼剪了长发，蓄起山羊胡，笑说她刚来，不会英语，找不着活儿，除了睡觉就是看我踢球。
有了玛利亚，托尼下脚越发温顺，阿瓜叔倒越发生猛，不但破天荒的无球跑动，肚子上还缠着减肥用的收腹带，踢完摘下来，勒出一圈紫红。
阿瓜叔很怪，看见托尼拽玛丽亚的手，就喊别碰我女儿，自己却把球往篮球架上挑，逗玛丽亚弯腰捡，只为瞥一眼乳沟。托尼也不恼，撮弄着山羊胡，轻蔑一笑。
托尼有时对玛丽亚很凶。阿瓜叔说你再装就没人陪你嘿呦了，边说边用手做着动作。托尼忍不住笑，玛丽亚听不懂，安静站在那里，眼神放空。
一老二少就这样过着小日子。来年再踢室内，玛丽亚大着肚子站在场边，吉姆说这样危险。阿瓜叔说没事儿，肚子大了晚上就能安静些，他能睡个好觉。
托尼拼命打工，搬家，刷盘，割草，换房盖，无所不至。“孩子生下之前，”托尼说，“我欠她一个婚礼。”
还真被他挣出一个婚礼，郑重其事请我们去。我们嘴上说恭喜，却谁也没去。等新郎再来踢球，我们都抱歉说有事儿，新郎笑说我明白。
托尼才二十出头，新郎外加新晋父亲，英语也说得很溜了。
带娃的玛丽亚不再来看球了，托尼也挂鞋了。他拿到绿卡，买辆车开出租，拾掇得很干净。玛丽亚又生下老二，四口人一股脑儿搬出去，阿瓜叔的小房子顿时空了。
阿瓜叔说无所谓，反正倆孩子吵得他睡不着。不知何时他的头发掉没了，新来跟我们踢球的人还以为他是秃子。
阿瓜叔给我看他跟“马拉多纳”的合影，我惊诧莫名。他很得意，说那不是老马，是墨西哥的模仿者。阿瓜叔对C罗和梅西都不屑，说老马那个时代的球星，拉上台就是能唱摇滚的。
阿瓜叔再没找新的房客，也不绑收腹带了，浑身的肉又老又颤。他被人在场上放倒了。一向绊人为乐的他，在场上滚了两圈，疼的用手捶地。新入伙的美国人不认识他，掐腰站着，目送他被抬上救护车。“墨西哥人脚趾骨碎了，”后来吉姆嘟哝了一句。
早已入美国籍的阿瓜叔，在美国人嘴里，也还是一个墨西哥人。
七
因为工作搬家，在另一个州，五百英里的高速，一人一车，大雨中一路开去，副驾驶上摞着裤衩背心，底下是两双球鞋，既是有瘾，也是年龄到了，踢一场少一场。
微信扫了一个中国人的球群“足疗院”，群主爱穿皇马7号，脚法奇烂而有自知之明，所以总呆在后场，偶尔前插一脚打飞，嘿嘿一笑就回去了。
群主做了份在线表格，列着出场人员名单，按人头收钱租场地。这活儿操心不讨好，大家很配合，都提前把钱转给他。有两个记性不好的，他只能在群里@。可还是有个访问学者，欠二十多美金回国了，连群都退了。这点亏空，最后是群主自掏腰包。
八月燥热，群主买了西瓜，踢完切开，沙瓤，无籽，有股葱蒜味儿，切瓜的菜刀忘了冲洗，涨红着脸说抱歉，切了两片瓜皮擦刀。又买了自带内存的摄像头，每次踢球挂在场边，回头把我们的视频传到网上。结果来年我又换工作搬去东海岸，踢完最后一场，群主发了个一分多钟的视频，他自己剪的，点开一看，居然是我的射门集锦，心头不由一暖。
我大抵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却不可救药地爱上足球这项集体运动，何其讽刺。据说男性过了30岁，雄激素水平会每年递减，这足以解释我在球场上的爆发力和耐力的下降。更何况还有膝盖，常年累月的急转急停，扭转变向，突然发力，都在残酷地损耗着半月板。现在我每天一粒骨关节保健片，上场前绑膝盖绑带，球袜里塞护腿板，两条腿跟变形金刚似的，拾掇完得十来分钟。
也不看新的比赛了，没时间，对现在的球星也没感情。不是他们踢的不好，而是纯粹地没有感情。偶尔看看喜欢过的球星，他们的进球，他们的告别赛，他们的眼泪——毫无例外，他们没有一个是笑着离开绿茵场的。
“这该死的时间！”奥利匹克球场的告别式上，托蒂含泪诅咒道。而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罗马王子踢意甲，还是2001年的初夏，农大3号楼水房的窗子都开着，夜风漫过，凉快，通透，夹在老曹胖手指间的烟头忽明忽暗。
东海岸的盛夏潮湿闷热。下午在公司餐厅接了杯冰咖啡，电视正转播法国女足世界杯，中国对阵西班牙，美国的评球员报着中国球员的名字，吃力而又突兀，在我听来别有一番滋味。二十年前美国女足世界杯决赛，两个国家第一次在我的生活中被足球对接起来。电视里的姑娘们看起来很焦灼，因为她们并不知道九十分钟后的成败。沙发上的我也很焦灼，因为彼时我刚结束高考，也不知接下来这四年球，自己会去何方会与何人一起踢完。